在全黨開展黨紀學習教育，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加強黨的紀律建設、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重要舉措。回望歷史，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嚴明的紀律、嚴謹的作風來教育和約束黨員，保證黨的純潔性和戰斗力。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在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艱難歷程中，中國共產黨以鐵的紀律鍛造出一支忠誠堅定、如臂使指、戰無不勝的隊伍。

大發展的黨員人數、艱苦卓絕的抗日斗爭形勢和始終存在的投降分裂危險，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重視紀律建設的重要原因

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歷來高度重視紀律建設。全面抗戰爆發后，黨員人數快速增加，特別是1938年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后，黨員增速進一步加快。到1938年底，黨員人數從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時的4萬人增加至50多萬人。不過，絕大多數新黨員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又在戰時緊張艱苦的條件下分散作戰。黨在短時期內迅猛發展，需要加強包括紀律建設在內的黨的建設。

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作出的《關于鞏固黨的決定》中指出：“為著鞏固黨，必須提高黨的紀律和加強黨的團結。必須在黨內開展正確的思想斗爭，保證黨內思想上的一致，提高黨的鐵的紀律，保證黨的行動上一致。”這一決定適應了黨的自身發展需要和時代任務。在敵強我弱的復雜抗日形勢中，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曲折過程中，唯有用鐵的紀律武裝黨員，百煉成鋼，才能抵御妥協、投降、分裂的危險，才能不懼付出巨大努力與犧牲，克服戰爭環境中的種種艱難險阻。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領導全民族抗戰到底，取得反侵略戰爭的偉大勝利。

完善黨紀黨規、深入開展紀律教育和重視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紀律建設的主要舉措

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健全黨內關系，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正式提出“四個服從”：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同志指出：“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除了上述四項最重要的紀律外，六屆六中全會還制定了較為詳細的黨內法規來統一全黨的意志和行動，包括《關于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于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于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等文件，各級黨組織加強了紀律性和規范性。

“四個服從”和相關文件制定后，各級黨組織深入開展紀律教育。抗戰時期發生的黃克功案、劉力功案、劉振球案等，都是黨紀教育和加強黨的建設的典型案例。以劉力功案為例，劉力功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軍政大學畢業后又進入黨校訓練班學習。分配工作時，他拒絕去華北基層鍛煉，堅持要進馬列學院或回原籍。黨組織與他談話七次，均無效果，決定開除其黨籍。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針對此事，專門寫了《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深入剖析，強調個人服從組織，黨內不準有不遵守紀律的特殊人物和特殊組織。陳云提醒每一位黨員：處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遵守紀律是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中央組織部還組織延安各機關圍繞“為什么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開展了一場大討論，對照劉力功檢討和反省自身行為，深深影響了廣大黨員。此后，講個人要求的少了，服從分配的多了，自由散漫的少了，嚴守紀律的多了。

歷史啟示：只有鐵的紀律才能確保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確保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永不褪色

抗日戰爭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發展歷程中極為重要和輝煌的歷史時期。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政府，形成了艱苦奮斗、不驕不躁的優良作風，培養了一大批組織紀律嚴、工作能力強、吃苦耐勞的干部。中國共產黨不僅贏得了根據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還獲得了海外華僑的贊賞：“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黨正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前進道路上必然要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面對可能出現的考驗和困難，打鐵還需自身硬，必須用鐵的紀律確保全黨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確保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永不褪色。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抗日戰爭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